春节前后,在网上传播的以《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为代表的“返乡体”,与以《居高临下的‘回乡手记’能不能别装?》为代表的“反返乡体”文学书写,就当下失落的乡村形成原因及未来发展等展开激烈争论。不管争论如何,乡村越来越呈现出“空心化”的症候,这是政治、经济、情感的结构性错位所折射出来的一种精神状态。因此,我们需要实际的文化举措,让乡村文化在适应新形势的基础上“去空心化”,留住属于乡土的“精神家园”。

保护乡村非遗:守护乡土元素

我国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都集中在乡村,面塑、酿酒、泥塑、年画、剪纸等文化都是乡村最古老的文化元素。

随着当下农村生活方式的转变,很多乡村的文化传统都已凋敝,失去了其应有的实用文化内涵。如在胶东乡村,形成于文人画和庙宇壁画之上的扑灰年画现已很少见到,取而代之的是集市上数字打印技术生产的年画。

然而,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关切下,很多农村地区扩大非遗传承和保护力度,发展与非遗相关的文化产业。如川西平原的农村地区正在通过举办“蜀绣培训班”,将很多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村妇女集合在一起学习织绣,一来保护、发展蜀绣技艺,二来她们在村里就可以实现创收,满足了乡民经济和精神文化需求。

根据2016年文化部公布的《各地贯彻落实〈非遗法〉情况评估报告》显示,围绕国家层面的《非遗法》,大部分省份已经出台了省级非遗地方性法规。提倡今后的非遗保护投入应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广大的农村地区更需要构建完善具体的非遗法律保护体系和非遗文化发展创新形式。面对乡村非遗项目传承人普遍高龄又后继乏人的现象,守护以乡村非遗项目为代表的乡土元素显得更加紧迫。

建设新乡贤文化:延续乡土文脉

伴随着农村地区文化生活的盲目化等现状,呼唤新乡贤治理已经是当下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

经过千百年传承和积累的乡贤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基层文化建设和稳定、乡村文脉的赓续传扬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传统中国的乡贤,一般指科举中取得功名而生活在乡村并有较高地位者,他们多由退职返乡的文武官员或有一定功名而未出仕的乡村贤达组成。

现今保存下来的乡村地方志和文书多是在乡贤的带领下整理和编纂的,这些方志和文书成为后人了解先祖和宗族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的重要文本。20世纪50年代,在安徽徽州屯溪发现的涉及乡规民约、信函书札等内容的“徽州文书”,有很多内容就是乡贤制定和规范的。这些文书保证了徽州社会正常的乡村秩序,成了最能代表徽州文化的文献资料。

由于城市与农村发展的不平衡等原因,当下,称得上乡贤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在推进美丽乡村的建设中,要加强推进新乡贤的队伍建设,通过各种政策措施鼓励退职返乡的官员、大学生村官等人群在乡村文化治理中发挥作用。新乡贤更具文化视野和智慧,他们可以带领村民深入梳理、研究乡村历史沿革、文化风物,从中挖掘新的乡村文化品牌增长点。同时,提倡乡贤治理有助于农村地区移风易俗,弥补城乡间的文化鸿沟,使乡村传统文化更加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鼓励乡村文艺创作:传播乡村故事

曾经,通过《社戏》《小二黑结婚》《红高粱家族》《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乡土题材文学作品,我们走入了一个个富有野性而厚重的乡土世界。然而,书写“我乡我土”具有传世价值的乡土文学佳作已经越来越少。

同样,乡村题材的影视作品也相当乏力,相对于整日霸屏的“都市题材”“仙侠题材”“古装题材”,代表“农民群体”和“乡村故事”的影视作品集体失声。虽然,我们不乏《黄土地》《秋菊打官司》这样经典的乡村题材影视作品,也有像《百鸟朝凤》等在乡村题材上进行创作尝试的后起之秀,但面对强大的影视资本洪流,真正关注现实问题的乡土题材作品,很难在影视资本市场上站稳一席之地。

南阳师范学院张书端在分析当下乡村题材电影的创作倾向及现实缺失原因时道:“来自城市的电影主创没有长期农村生活的阅历和深入农村的主观能动性,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重心和主题话语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时代背景,以及为满足城市观众口味为首要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泛滥,导致当下形成了以喜剧化、浪漫化或寓言化的乡村题材影片拍摄思路,遮蔽或置换了当下中国农村的真实社会状况和农民的生存体验。”

广袤的乡土是孕育中国故事的最好土壤,讲好乡村故事,就是讲好中国故事。政府要通过政策扶持、加大投资力度,鼓励乡村文艺作品的创作。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转变思路,在挖掘农村题材上下功夫。经得住时代淬炼的乡土作品,会因作品里的乡土世界吸引资本、人才和价值理念的反哺,优化乡村传统文化生态。

简言之,中央高度重视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建立乡村图书馆、文化广场等硬件设施的同时,保护乡村非遗、建设新乡贤文化、鼓励乡村文艺作品创作,或许能为摆脱“乡村文化空心化”提供一些智力支持,增强国人乡村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